黄仁宇先生生平《万历十五年》自序
自序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为Ray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in16thCenturyMing-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7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一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一陽一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5%之间。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折合约银2000余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一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一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一交一 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一交一 款，总数则不出白银2000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 。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NatureofChineseSociety:ATechnical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一交一 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一交一 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足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一江一 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试。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纟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一府的一些形态。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一江一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日地方政一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语指正。
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30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30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史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一交一 ，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色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
黄仁宇
1981年1月于美国
黄仁宇先生生平
▲ 1979年，在纽普兹家中，黄仁宇与妻子格尔共同校阅手稿。
黄仁宇先生，英文名为Ray Huang，亦曾用笔名「李尉昂」发表小说著作。1918年6月25日出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1月8日逝世于美国纽约，享年82岁。
黄仁宇之父名为黄震白，号种苏，早年为中国革命初期同盟会会员。黄仁宇于湖南长沙长大，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
▲青春岁月中的黄仁宇先生
1936年考上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不久对日抗战开始，遂放弃读了一年半的大学学业，欲从军报国，报考军校。在尚未进入军校就读的空档五个月中，他在长沙《抗战日报》觅得记者一职，担任编辑采访工作，当时的同事包括大名鼎鼎的剧作家田汉，和后来成为共党高干的廖沫沙。
1938 年黄仁宇考入成都中央军校，1940年于十六期第一总队毕业。军校毕业后任陆军十四师排长和代理连长；1943年受派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为孙立人的部下。在缅甸服役期间，常撰文报导战事，投稿到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公报》。1944年5月，曾在缅甸密支那受日军突击右腿负伤，亦曾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1946年他参加全国考试，获选保送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U.S. Army Staff College at FortLeavenworth, Kansas）进修，为期九个月，被分发至人事科研习，研习内容大都是动员问题，对其日后研究历史有很大的帮助。毕业后曾任国防部参谋，1950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
▲同在美国求学黄仁宇先生和弟弟
退伍后在日本待了两年，遂负笈美国，1952年9月到密歇根大学开始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涯，以三十四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毕业，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明代的漕运」为题，指导教授是霍尔（John Whitney Hall ）、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和余英时先生。求学期间常以绘图员和洗碗工等兼职打工维生。
获得博士学位后，黄仁宇成为南伊利诺大学助理教授，并在此结识其妻美国小姐格尔（G a y l e）。1966年黄仁宇结婚，时年四十八岁。两人育有独生子培乐（Jefferson）。1967 年经由余英时教授的推荐，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New Paltz University College, StateUniversity of New York）担任副教授，1971年升任正教授，至1980年暑假因该校人事缩编而被解聘。在这段期间他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参与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主持的明代学术研讨会；也曾参加由著名历史学者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所主持的《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的编写工作。1970年黄仁宇申请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费，供其从事撰述《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 ）一书。1972至197 3年，黄仁宇至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Joseph Needham）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材料。当时英国《观察家》（Observer）周刊还曾以李约瑟、鲁桂珍和黄仁宇三人一起讨论的照片当封面，做特别报导。1979 年黄仁宇又赴普林斯顿大学参与《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集体研究工作，撰写明朝部分。
黄仁宇的成名作是《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该书并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1982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由其老友廖沫沙题字，印在封面。后来陶希圣先生很欣赏这本书，就在其主持的食货出版社印行台湾版，并为之写读后记附于书后。自此黄仁宇在台湾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历史学者，经常在各报刊发表文章，并集结成多本专书，销路都不错，可谓史学界之异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黄仁宇的论著多有大的历史架构，以个人人生经历（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亲身经历对日抗战而体会到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以及在美国生活多年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反思）对照历史记载，发展出一套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解读。不拘泥于现代论文的写作格式，以较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似小说般的呈现，故较能吸引广大的阅读群。他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常探讨的问题包括：中国何以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中国何以不能变农业社会为商业社会？中国的行政何以不能像西方那样理性化？而他以「潜水艇三明治」形容传统中国—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广大农民，此种说法脍炙人口，常为人津津乐道。
然而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此由其综论性的回忆录《黄河青山》（1983年以英文撰就，但表明于逝世后方能翻译出版）中屡屡述及他撰写的书（如《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等）在美国难以出版的挫折，以及他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阿瑟．莱特（Arthur Wright）等知名汉学家对中国史解读和撰写方式意见之扞格，可见一斑。实则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明代史，是下过苦功夫的，他曾在1960年代，以两年半的时间，阅读完整部《明实录》（共133 册，外加29 册附录），并做笔记，可见其功夫之扎实。
无论如何，黄仁宇的后半生毫不间断地研究历史，至逝世前仍持续有新作发表。尤其在他离开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后，作品数量甚多，包括学术专著和报刊论文，大多数是在台湾出版，俨然成为专业的畅销作家。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从早期的英文论著，到后期的中文论著，都有不少学者撰写书评评介。2000年1月8日他在美国纽约寓所，去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结束了他多彩多姿阅历丰富的人生。